当时的我既沮丧又愤怒，首先，虽然我已多次详述那些直接塑造他犯下恶行的军中情境，但军方却仍不接受任何这些能减轻刑罚的陈述，减轻他的判决。原告和法官拒绝接受情境力量可能影响个人行为的概念。他们和这个文化中的大多数人一样，都抱持标准的个人主义观念，相信错误完全是由个人“性格倾向”造成，这也就意味着，奇普·弗雷德里克中士是在理性决定下犯下罪行。更让我难过的是，我发现有许多“独立”调查报告清楚地将虐囚的罪责指向高阶主管，认为他们管理失当或不在现场领导才是酿成罪行的主因。这些来自于上将和政府高层的报告，证实了军事和民事命令串联成一个“大染缸”，把好好的士兵们变成了“坏苹果”。
壁垒分明地辨别好人与坏人能让我们感到安心，至少是基于以下两点理由：第一，它建立了一则二分法的定律，在这样的定律之下，邪恶被认定为“天性如此”。大部分人将邪恶视为一种内在不变的特质，也就是说，我们认定有些人性与生俱来，是他人所没有的，因此，坏坯子最后必定依循他们的本性展露邪恶的一面，诸如希特勒、伊迪·阿明(Idi Amin)将军、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这些我们视为恶魔的执行大屠杀的暴君们；然而，我们也无法否认生活之中有更多常见的“恶人”，如：毒贩、强暴者、皮条客、老人诈骗集团，还有那些恃强凌弱摧毁儿童幸福的犯罪者。
其次，维持善恶二分法可令好人“免责”，好人们甚至不必反省自己是否可能造成、维持、延续或姑息以下这些情境——行为不良、犯罪、破坏公物、嘲弄、欺弱、强暴、酷刑、恐怖行动，以及暴力。并且，好人们可能会这么说：“这就是世界运转的方式，我们并不能改变什么——至少确定我不能。”
社会心理学家在试图了解非常态的行为原因时，会尽量避免这类针对特质的论断，社会心理学家以自提的问题开始，寻求是“什么”造成结果，在“什么”状况下会造成特定的反应，“什么”事件会引发行为，“什么”情境下最接近当事者状况。社会心理学家会问，何种程度的个体行动可以追溯外在因素，如情境变项和特定安排下的环境历程。
“特质取向”和“情境取向”就如同“健康医疗模式”和“公共卫生模式”。医疗模式尝试在受影响的个人身上找寻病灶的来源，相对地，公共卫生模式的研究者认为，疾病的触角衍生自环境创造出的致病状态，生病常常只是环境病原体导致的最后结果。举例来说，一个出现学习障碍的孩童，医疗模式会给予许多药物上和行为上的处方来克服这项缺陷。但是从情境取向来看，由许多案例中可以了解，根本问题可能不只如此，尤其是低经济水平这个外在因素。问题可能出自误食家中墙壁剥落的油漆而造成铅中毒，因此，结论就会是因为贫穷而使病情恶化。
法国的新闻记者琼·哈茨菲尔德(Jean Hatzfeld)访问了十位因砍死数千名图西人而正在坐牢的胡图部队成员。这些寻常百姓过去大都是农夫、爱去教堂的人，甚至是老师，但他们的证词让人心寒，他们的言辞一再挑战我们无法置信的事情：人类能够因为愚蠢的意识形态就放弃人性，追随卓越且有吸引力的权威者所下的命令，消灭所有被标示为“敌人”者。让我们仔细思考这些价值，并和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的《冷血》(In Cold Blood)做对照。
这些残忍的杀害和强暴，表达出一个我们会一再提到的主题。存活下来的图西妇女贝尔特(Berthe)说：
以前我就知道一个人可以杀另一个人，因为那常常发生。现在我知道，即使你和另一个人共享食物或睡在同一张床上，甚至和他没有任何过节，他也可以杀害你。最亲近的邻居可以用他突然产生的力量杀害你，这是我从种族屠杀中学到的，我眼睛里看见的已不再是这世界原本的面貌。
“人类不是命运的囚犯，而是他们心灵的囚犯。”这句话出自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之口。无论单就字面上或是象征性的意义，监狱都是限制自由的好隐喻。斯坦福监狱实验从一开始的象征性监狱，直到人类心理上的改变，成为完全真实的监狱情境。精神官能症、低自尊、害羞、偏见、羞愧和过度害怕恐怖主义这些虚构的怪物，如何限制了我们自由、快乐的可能性，并且建构我们对周遭世界的评价？
这个实验让我们感受到“匿名”的力量，当我们认为他人不认识我们，甚至问都不会问我们一声时，可能就会促成反社会、自私自利的行为。我较早的研究着重在了解隐藏个人身份后解放了对他人施加暴力的控制，在情境的允许下，它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既定常规。这个遗弃跑车事件延伸了这个概念，包括四周充满匿名的环境时可能成为违反社会规范的前兆。